启东现场的肝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科研大协作的产物。在上海、江苏、北京科研医疗队员的建议和帮助下，启东开创了肝癌防治研究的局面，坚持长期的现场工作并取得进展;同时，在立足于培养当地各学科力量和健全肿瘤防治网络的基础上，开展长期的国内和国际科研协作。40 多年的启东现场实践及取得的成绩，既体现了多学科科研协作的主线，又体现了启东独立自主、不断进取的特色。 国内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启东肝癌防治现场对于中国癌症防控的经验和贡献。创业艰辛、守业更难。面对日益增加的癌症负担，我们更加期许的是，当年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启东肝癌现场防治基地，在经历大浪淘沙般的冲击后，能够继续保存、再创辉煌。

　　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    供稿

       (上接3月1日文章)

　　四、成效

　　通过四十年的努力，在查明肝癌病因的基础上，使饮用水污染可控、黄曲霉毒素摄入可控、乙肝病毒感染率可控已经成为启东肝癌防控的亮丽名片。启东居民普通人群中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降至目前的8% 左右，儿童的乙型肝炎感染率迅速下降至2% 以下。居民黄曲霉毒素“暴露”的危险因素已基本得到控制。“饮水污染”危险因素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居民饮水用深井数曾增加到270 多口，饮用深井水的人口达到115 万，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已形成并普及管道自来水供水网，受益率在98.0% 以上。肝癌的早诊早治，明显提高了患者的早期发现率、有效治疗率和生存率。

　　目前启东肝癌的实际发病数比预期发病数有了明显下降，充分体现了启东现场长期综合防治的实际效果。启东肝癌的长期生存者，绝大部分是通过普查发现并经手术切除的受益者，据不完全统计，生存20 年以上的有98 例，生存30 年以上的有21 例。这说明，肝癌筛查完全可以实现早发现，通过合适的治疗疾病也可以治愈。

　　启东的做法与经验，得到了国内肿瘤机构、肿瘤防治现场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监测数据、肝癌的流行病学和预防研究数据，被国内外文献广泛地应用。四十年大浪淘沙与不懈耕耘，不仅开启了启东肝癌防控的崭新篇章，创造了我国肝癌防控的不朽传奇，启东也已经发展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癌症现场研究基地之一。

　　五、反思

　　肝癌病因可知可控、肝癌患病可诊可防

　　(1)饮用水污染可控：

　　70 年代初期启东百万人群中，75% 以上饮用易遭污染的宅沟水和泯沟水，25% 饮用河水与土井(浅井)水;据统计：2010 年饮用管道自来水的居民比例为65%，目前已增至99%。饮用水污染的问题已经得到根本解决。如果饮水中确实存在某种(些)致癌物，通过改良饮用水将对降低潜在的肝癌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2)黄曲霉毒素摄入可控：

　　20 世纪70年代90%以上居民食用玉米，到80 年代后期97% 的居民食用大米，目前食用大米的居民已经超过99%。人群中黄曲霉毒素加合物的中位水平从1989 年的19.3 皮克/ 毫克(1 毫克=109 皮克)下降至2012 年以后的不可检出水平。因此，可以认为启东人群中黄曲霉毒素摄入的问题也已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3)乙肝病毒感染率可控：

　　1985—1990 年，启东每年约6 500 名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1991 年以后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普及率提高但出生人数下降，每年约6 000 名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若以接种前的儿童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感染率10%、接种后感染率1.7% 计算，则自启动乙肝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启东新生儿中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感染者累计减少了至少15 189 名[=(10%-1.7%)×183 000]。

　　(4)肝癌发病(死亡)可防：

　　启东肝癌标化发病率已由1972 年的49.95/10 万，下降到2013 年的23.03/10 万，下降幅度超50%。

　　1972—2013 年，启东肝癌发病的实际数为29 962 例，若以1972 年各年龄组的发病水平来计算历年各年龄组人口中肝癌预期发病数，则启东肝癌的发病总数将达到38 178 例，实际发病数比预期发病数下降了8216 例，充分体现了启东现场长期综合防治的实际效果，也用实例证明了肝癌可防可治。

　　六、现场科研应该强化组织管理模式

　　选择合适的现场、采用科学的方法、汇聚科学家的智慧，采取多学科集中“攻关”、步调一致的组织管理模式，为现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从“医疗队驻扎”“领导小组”协调管理和组织攻关，到成立“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并培育当地的科研队伍，为现场肝癌防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启东的现场研究兼具科研与实验结合、诊疗与预防结合的特色。

　　七、用正确的认识指导科学研究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制定肝癌现场研究规划时，控制了“超前意识”，尊重客观、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发挥特色，“冷静”地选报攻关课题，使启东的现场研究更接近解决实际问题。在对于肝癌病因的认识论上，大多数学者已趋于由单一的环境因素论发展到环境与遗传易感性相互作用论，在对于“完全弄清病因”和“针对可疑病因采用预防措施”的决策上，强调用“实验流行病学”的方法来验证病因;在肝癌人群筛检中，运用并发展了“高危人群”筛检的理论和实践，使解决现场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科研效率也进一步提高。

　　八、现场研究强化多领域多学科合作

　　启东现场的肝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科研大协作的产物。在上海、江苏、北京科研医疗队员的建议和帮助下，启东开创了肝癌防治研究的局面，坚持长期的现场工作并取得进展;同时，在立足于培养当地各学科力量和健全肿瘤防治网络的基础上，开展长期的国内和国际科研协作。40 多年的启东现场实践及取得的成绩，既体现了多学科科研协作的主线，又体现了启东独立自主、不断进取的特色。

　　国内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启东肝癌防治现场对于中国癌症防控的经验和贡献。创业艰辛、守业更难。面对日益增加的癌症负担，我们更加期许的是，当年从无到有、由弱转强的启东肝癌现场防治基地，在经历大浪淘沙般的冲击后，能够继续保存、再创辉煌。

来源     中国慢性病最佳实践特色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