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尊称屠规益为我国头颈外科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他本人看来，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率先在中国开始喉的部分切除手术？是为了让病人能够说话。”

2022年8月26日，著名头颈外科专家屠规益与世长辞。

人们尊称屠规益为我国头颈外科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他本人看来，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率先在中国开始喉的部分切除手术？是为了让病人能够说话。”

而这，源于他1963年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时发生的一件事。一位喉癌病人，在全喉切除的手术后，因为不能说话而痛苦地自杀了。这位喉癌病人的经历，深深触动了作为医生的屠规益。纤细的生命之弦被命运拨动，失去声音的生活，对病人，也许就是断弦的痛苦。但在1963年，对于晚期喉癌病人，全喉切除术，是全世界能找到的最流行的治疗方法。就在这一年，受到触动的屠规益，尝试了国内第一例喉的声门上部分切除手术，手术成功了。那些保留了部分喉的病人，能继续说话了。喉部分切除术被接受，其后继续扩大适应症，做到四分之三喉切除，使那些晚期喉癌病人在不影响生存率的情况下保留了喉功能。

“让喉癌患者术后都能讲话！”成了屠规益及其科室的目标。这就是后来渐渐成形的“无喉食管发音训练班”的开端。科内工作人员在训练患者的同时，坚持培训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并不断总结提高。参加训练班的病人，可以重获说话的自由。更科学的数据是：九成的全喉切除病人，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可以重获新“声”。

“为病人着想，是最基本的医德。”这是屠规益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正是基于“为病人着想”，他对手术过程及操作不断总结，精心钻研，大胆创新。

从医多年来，屠规益日日面对的头颈肿瘤治疗，和其他肿瘤治疗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既要彻底切掉肿瘤，又要尽可能地保全患病器官的功能，还要兼顾病人的容貌。这提高了手术难度，也增加了医生的责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体区域，屠规益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最大程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屠规益发现在中耳癌的治疗中，应用乳突引流手术，再加上放射治疗，有根治的效果，还减少了病人的手术创伤。而在晚期的上颌窦癌治疗中，如果采取术前放疗，则能够帮助病人保留眼球。在口腔癌、颈段食管癌等治疗中，可以适当缩小手术范围。在做喉裂开声带切除时，他尝试打破常规，不做气管切开术，这样可以减轻病人术后带管的痛苦。第一例手术当晚，屠规益在病人床旁守了一夜，观察病人的呼吸是否通畅，防止意外出现，直到病人稳定后才离开。当时，他已年过六旬。

在颈淋巴结转移癌的治疗中，一般外科医生主张做颈部的清扫大手术，屠规益则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了局限性上颈清扫术，减少了创伤，尽量保全了相关器官功能，并且保证了治疗效果。十年之后，人们发现，在国际医学界流行的择区性颈清扫术，与此不谋而合。1979年屠规益在国内率先将胸外科的食管内翻剥脱、胃代食管修复技术，引入了下咽颈段食管癌手术。因为这种手术不需要开胸，减少了创伤和并发症，降低了手术的危险，也减轻了病人的痛苦程度。

还有鼻咽癌，治疗的第一选择是放射治疗，放疗未控后手术操作的危险性很大。为了病人能有更多的生存可能，屠规益涉足这个“手术禁区”，在国内率先开展了鼻咽癌放射治疗失败患者的挽救性手术，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悲天悯人，敬畏生命，是医生必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所谓“心不近佛，不可为医”。

屠规益想病人所想，不断在学术领域创新，在他担任头颈科主任期间，努力营造包容创新的学术环境，形成了学科进展和病人受益的良性循环。

为了“让病人活得更好”，屠规益很重视“分外的合作”。他和非手术科室，特别是放疗科，就合作得很紧密：“由于单一治疗方法疗效欠佳，我查阅国内外文献，多学科的治疗可以提高肿瘤控制率，就主动与放射治疗科合作。在头颈部肿瘤手术的前或后，进行放射治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肿瘤治疗逐渐趋向放疗后缩小手术切除范围。对比较难治的下咽癌，在术前放疗后，再做功能性手术。而经过多年实践证明，这确实是恶性肿瘤治疗的方向。”如果病人需要进行放疗，他会立即去找放疗科医生，制定治疗方案，使病人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治疗。

屠规益的一位学生说：“就连如何关闭皮肤伤口才能使手术后瘢痕最小，如何包扎伤口才能效果更好而患者的痛苦最轻，甚至连如何更换喉垫才能使病人的痛苦最轻，他都亲自给我示教。”长期耳濡目染之后，这位学生自述：自己对手术之外的工作从轻视到重视，从应付到认真，最后成了习惯。

2000年，79岁的屠规益“封刀”，告别手术台，但遇到难度大的手术，他会陪在学生身旁。即使连续站立几个小时，他依然会坚持看学生缝完最后一针，并亲眼看到伤口包扎好后才离开手术室。

虽然离开手术台，但他从未离开过门诊一线。于他而言，医师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本报记者 田雅婷 崔兴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