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荣誉总院长 徐克成

每次出门诊或去病区查房，病人问我最多的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治疗？”这可能是每个临床医生经常面对的，也是最难解答的问题。看着病人那祈盼的目光，我常常夜不能寐。

2024年7月的一天，我看到一条对肿瘤治疗领域来说堪称炸裂性的新闻，称“常见的细菌可以‘融化’并摧毁癌症，成功率高达99%”。那是我国权威期刊《癌症通讯》发表的一项英国的研究，揭示了梭杆菌在治疗头颈癌中的潜力，可使头颈部癌细胞数量减少70%~99%；该研究也为未来开发口腔癌、咽喉癌和鼻窦癌的治疗方法提供了新方向。

研究发现，这种抗癌作用发生得非常快，而且只需要很少数量的细菌就足以将癌细胞杀死，而且细菌的存在“可能决定更好的预后”。研究人员对155名头颈癌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与肿瘤中不含这种细菌的患者相比，癌肿中有梭杆菌的患者生存几率明显提高，死亡风险降低65%。来自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团队合作验证了这一结果。

梭杆菌是口腔中一种革兰氏阴性厌氧菌，被确定为牙周病的病原菌。过去的研究认为，这种细菌可通过多种机制促进癌症增殖和侵袭。新的发现颠覆了过去的研究结果。研究人员称：“当我们的国际同事验证了这一发现时，我们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时刻。这说明在与癌症的关系中，细菌可能扮演着比以往所知更复杂的角色。”

事实上，应用细菌治疗癌症最早可以追溯到1893年，美国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一位名叫威廉·科利的外科医生，开发了一种被称为“科利毒素”（Coley toxin）的癌症治疗方法，就是给癌症患者注射热灭活的细菌混合物，以期刺激身体的“抵抗力”。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几年里，许多医生都使用过科利的方法，包括著名的梅奥兄弟（开办了梅奥诊所）和整形外科医生亨利·迈耶丁。资料显示，迈耶丁将毒素与手术相结合，治疗骨癌患者，其生存率远远高于单独手术。科利保存了与许多使用“毒素”的医生的通信记录，这些通信构成了后来出版的《科利传记》的基础。

“科利毒素”在20世纪后半期受到质疑，但科利的女儿瑙茨不断努力恢复其声誉和使用。历史终究站在了科利的一边。科利去世后，她的女儿系统地追踪了她父亲和世界各地其他医生实施科利毒素治疗的数百名患者。结果表明，她父亲的方法确实在大量患者中起作用。瑙茨于1953年创立了癌症研究所，努力让主流医疗机构对她父亲的癌症治疗方法产生兴趣，最终取得了成功。

奥德博士是这家研究所的医学主任，也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副主任，他表示，只要仔细研究过其治疗结果，就不会怀疑这种“毒素”在某些病例“非常有效”。如今，科利被公认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是他开始了癌症免疫疗法，也因此被誉为“免疫治疗之父”。

在科利之后的几十年里，有3项随机和非随机对照研究证实了“科利毒素”治疗的有效性。1991年，上海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组织开展的研究是其中之一。研究者对86例接受常规治疗或常规治疗联合“科利毒素”的肝癌患者进行了评估，发现“科利毒素”可以提高患者的2年生存率，并将手术切除率提高到40%，而对照组仅为17%。

上世纪90年代，还是在上海，由院士、教授等多名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按照“科利毒素”的原理，根据在荷瘤动物所作抑瘤试验的结果，遴选出多种细菌疫苗和辅剂，配成组合疫苗，供皮下注射，应用于进展性癌症患者。

我于2008年5月专程赴上海，随机访问了38例接受过这项治疗的患者，结果令人震惊：7例患者在之前死亡，但其中仅有5例死于癌症进展。正是这次令人欣慰的随访调查，让我从此成为这一疗法的受益者（笔者曾于2006年患上肝癌）和热心研究者。

被誉为“诱导分化疗法之父”的我国血液肿瘤专家王振义院士高度评价这一随访结果。他认为，免疫抗癌的第一回合是依赖先天免疫；癌细胞呈异质性，免疫攻击必须“千军万马”；癌细胞基因组不稳定，免疫细胞必须“随机应变”。“组合免疫”恰恰符合这些条件。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癌症免疫学的研究呈爆炸式增长。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先天免疫的作用，包括 Toll样受体（TLR）和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在激活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已被破译。一些目前应用的或研究中的免疫疗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利毒素”的直接后代。许多微生物包括细菌都是Toll样受体激动剂。

回忆过去，恍如隔世。虽然时代变了，但不变的是临床科研不断的创新精神。作为一名医生，我希望给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智慧型治疗；作为一名癌症患者和幸存者，我希望医生能为病人提供最合适、最少痛苦的治疗。